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它对人 类的文明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古代科技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 科学技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它对人 类的文明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古代科技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

历史事件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说法源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海丝综合考察中对泉州保存的众多丰富多元原真度高的海丝历史文化遗存的认可及对其在海丝高峰期第一大港地位历史作用的肯定,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象征性的荣誉认定,而非学术概念。学术上用'起点'易起分歧,实际上要用"某时期的主港"来准确描述。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国际主港,支线港喂给港,中转港,补给港等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一)秦汉时期—形成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那时,中国南方与斯里兰卡之间已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官方联系。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也取道海路。东晋高僧法显沿陆路到印度,由海路返回中国。(三)隋唐时期—繁荣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朝廷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启航,沿东南方向航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然后西行,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越过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印度南部后,沿半岛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直达波斯湾,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可到非洲东岸。这条海路是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南海,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唐朝陶瓷开始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湖南长沙窑、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广东潮州窑等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四)宋元时期—鼎盛期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据陈大震《南海志》记录,宋元时期与中国直接或间接有交往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40多个,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部,经过地中海,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地区各国,再到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岛,直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都属海上丝绸之路所编织的海洋贸易网络。  宋代不断颁布和修订海外贸易管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有两个:一是完善市舶司机构建制,并向全国推广。二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1080年),并成为宋代贸易管理的制度范本。(五)明清时期—衰落期  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建立之初,即采取海禁政策,长期没有解除。清朝初年,实施严厉海禁与迁界,限制中外正常交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设置十三行。这些行商依照规定专营对外贸易,简称洋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禁止欧美商人前往福建、浙江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通广州:一条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到达广州。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到广东和东南沿海其他地区。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林则徐禁烟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候官(今福建福州)人。自幼勤学苦读,13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他历官14省,先后任监察御史、希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大臣等官职。他一生中最大功绩,是他领导和实践了反对列强侵略的禁烟抗英斗争。  早在1823年在江苏任按察使时,就曾下令秘访严拿勾结衙门差役、开设鸦片烟馆的土豪恶棍。1832年,他任江苏巡抚后,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共商奏请严禁鸦片,自铸银币,缓征救灾,开浚河道,兴利除弊等等。1837年林则徐任两江总督,他继续开展禁烟运动。1838年,林则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眼光上书清廷:“鸦片流毒天下,为害其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为维护统治,接受了林则徐的主张。     1838年12月,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3月,他一到广州,便在两广总督邓廷祯等的积极协助下,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他们大力整顿海防,倡办义勇,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员,并责斥英、美外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结果,收缴鸦片近2万箱,在虎门当众销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明成祖命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目前已知最远曾达东非、红海和美洲。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寻找建文帝,《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 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获取海外朝贡、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紧张等说法。有史料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而奢侈品“国用充足”。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丝路名人
  • 蒲寿庚

    蒲寿庚(1205—1290年),又称蒲受畊,号海云,宋末元初时期著名穆斯林海商,“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其先辈系10世纪之前定居占城(越南)的西域(阿拉伯)海商,阿拉伯(色目)商人后裔,蒲开宗之子[1] 。约11世纪移居广州,经营商舶,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后叛宋降元,终生显赫。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时南宋孤忠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南宋皇族逃往泉州,意“欲作都泉州”,此时的蒲寿庚已经通敌,“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端宗等人无法进入城内,只好待在东海法石寺。张世杰向蒲借船被拒,抄没其财产,蒲寿庚进而“尽杀南外宗室”,并且追杀皇帝端宗和末帝,导致二位皇帝进一步南逃。1277年,张世杰复返围城,尽管得到当地百姓和士族武装的支持,但元兵增援,宋军腹背受敌,围城未果撤回。 景炎元年(1276年),元丞相伯颜率军南下,暗中遣人招安,12月蒲寿庚与元朝势力结盟。至元十五年(1278年),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终元代一朝,蒲寿庚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宋亡后,蒲寿庚家族继续扮演着泉州土皇帝的角色,在他们的维护之下,泉州迎来了城市历史上的所谓“伊斯兰黄金时代”。大明立国后,明太祖对支持蒙古的蒲氏深恶痛绝,下令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发奴,不得登仕籍。

  • 朱祐樘

    明孝宗朱祐樘 (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汉族,年号弘治,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 ,生母为孝穆纪太后。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即位 ,朱祐樘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言路大开,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大臣,史称“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在位18年,享年36岁,葬泰陵, 庙号孝宗 ,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 蔡伦

    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章和二年(公元88年),蔡伦因有功于太后而升为中常侍,蔡伦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蔡伦总结以 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了“蔡侯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法。建光元年(公元121 年),因权力斗争自杀身亡。蔡伦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 受人们的尊崇。被纸工奉为造纸鼻祖、“纸神”。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美国《时代》周刊 公布的“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中蔡伦上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 李希霍芬

    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近代中国地学研究先行者之一。1833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卡尔斯鲁赫(今属波兰)。他曾就读于布雷斯劳大学及柏林洪堡大学,1856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奥地利的提罗尔(Tyrol)和罗马尼亚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进行地质研究;在1860年到1862年之间,李希霍芬参与普鲁士政府组织的东亚远征队[Preussische Expedition],前往亚洲的许多地方,例如锡兰、日本、台湾、印尼、菲律宾、暹逻和缅甸等地旅行。1863年到1868年间,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发现了金矿,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潮。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做了七次远征,这段时期中,他正式地指出罗布泊的位置(新疆已干涸的咸水湖,旁边有古楼兰遗址)。 曾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1905年10月6日在柏林逝世。

  •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54年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据称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但其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却引发了争议。 《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考古研究
    中和镇加丹纸的历史以及传承情况
    • 泉州与广东的古代海外交通贸易

      根据目前已发掘、探测和文献记载,福建、广东、海南等海域水下的古代沉船数以千计,南海是我国古沉船和遗物数量最多、水下考古最重要的海区[1]。随着水下考古发现工作的进展,一条泉州与广东的古代海外交通贸易航线清晰地再现在人们的眼前。泉州古时有“海滨邹鲁”之称,也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还是我国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20世纪70年代以来,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史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泉州后渚港南宋海船(是目前全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古代海船)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创建和《海交史研究》的创刊及其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与海交、贸易、宗教、文化、科技往来关系密切的14处文物古迹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发挥的社会效益和深远影响力。泉州的海外交通活动可以上溯至南朝,隋唐时期已有发展。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名著称于世,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又被誉为世界宗教和谐共处博物馆(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晋江草庵的摩尼教遗迹为现今世界罕见)。美籍华人何秉棣教授赞叹道:“地下文物看西安,地上文物看泉州。”这就是为什么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会落脚在泉州并召开学术研讨会的原因。泉州宋元甚至隋唐时期的造船工业很先进,1974年发掘的泉州湾后渚港南宋沉船,复原后船身长34米、水线长25.5米、最宽处11米,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宋代海船,现陈列在泉州市西街开元寺古船馆。据发掘报告,该船是一艘面宽底尖、吃水深、有多个隔水密舱的福船(图1)。图1 南宋福船研究表明,该泉州后渚港南宋海船航线应是自泉州起航,经粤东——我国南海诸岛——占城(今越南)转三佛齐阇婆、勃泥、麻逸等地,并有可能从三佛齐返航,返回时大约在南宋景炎二年(1277)七~九月间在后渚港沉没。船上发现有大量泉州窑系的德化、晋江磁灶、南安窑和建窑黑釉等地陶瓷。从船上的货主姓名签牌看,船主应当是泉州人。船上还有大量进口的香料木等物,证明这是宋元时期泉州经广东一西沙群岛到东南亚等国的主要海上丝路。同时也说明泉州与广东、海南和南海诸岛——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而且是主要航线。“南海I号”、 “南澳I号”沉船的发现和研究也再次证明这一条航线的存在。1987年8月“南海I号”南宋沉船被发现于广东阳江邻近台山的上下川岛海域(图2),首次打捞的247件器物全部移交广东省博物馆,其中陶瓷器200多件,主要是德化窑白瓷罐粉盒、晋江磁灶窑绿釉小壶、印花碟;建窑黑釉碗、盏;江西景德镇窑影青和浙江龙泉窑青瓷等。2007年底整艘船进行打捞进入水晶宫,船上货物均以瓷器为主,出水陶瓷器达7 000多件,年代从北宋中晚期至南宋(1127~1279)早期,也是以福建窑系为多。历代铜钱6 000多枚,最晚的年代是南宋“绍兴元宝”,说明该船应是南宋早期的贸易海船。从船上出水的陶瓷窑系推测,该船很可能是从泉州装货后开出,航行到今广东阳江市邻近台山市上下川岛南面附近的海域沉没。“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是一艘双甲板海船,身长约30.4米、宽约9.8米、高约4米,它是什么船,船主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有待对它进一步发掘来解决,但它的发现和整体打捞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是无庸置疑的。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北礁上发现的300公斤古铜钱,其中近5万枚保存完好,钱文清晰的明成祖“永乐通宝”,推测可能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宝船遗留下来的。图2 南海I号出水1996年,海南省琼海县渔民在西沙群岛发现了“华光礁Ⅰ号”宋代沉船(图3),并打捞出一批陶瓷器和古铜钱。1998~1999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虽船体已受破坏,但打捞出水器物近万件,大部分也都是出自泉州,以瓷器为大宗,有景德镇宋代湖田窑青白瓷、泉州南安罗东窑刻有“吉”、“大吉”字瓷盘、磁灶土尾庵宋元酱褐釉军持、瓶、罐,还有闽北松溪县回场窑刻有“张”字宋代青瓷等。这些足以断定这艘古沉船是一艘在泉州购载物品,经广东、海南西沙群岛前往东南亚等国的贸易船。图3 “华光礁I号”船舱2007年5月,南澳岛(县)渔民发现“南澳Ⅰ号”明代沉船,2010年4月10日,水下考古人员下水进行正式打捞出水文物亦以福建窑居多,共出水文物达数千件之多,不但许多文物以往从未见过,而且沉船上也首次发现了大批外销的“汕头器” 成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谓“汕头器”实际上出自福建漳州窑。从目前出水的的一千多件陶瓷器看,主要是明代的青花瓷,有直径达30-40厘米的大盘,盘内绘有瑞兽麒麟、牡丹、仕女等各种花纹吉祥字。仕女中有长颈、颈上套有多个项圈的外国女人形象,有的青花碗圈足底书“大明年造”款。许多青花瓷碗、大盘器底粘有细砂,“砂足器”是闽南漳州窑系瓷器的一大特点,所以专家认为“南澳I号”的青花瓷应来自漳州窑。随着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起,漳州地区的陶瓷业得到很大发展。并外销东南亚、日本、东非、欧洲等地。不过,往时是以“汕头器”(SWATOW器)或“克拉克瓷”名目出口外销的,但是福建省博物院陶瓷专家曾凡和栗建安研究员撰文指出,名为“SWATOW器”,实为漳州窑产品[4]。2010年3月,南澳海防博物馆专业人员带着仕女纹青花盘和麒麟纹青花盘到漳州市博物馆与那里馆藏的平和窑的同类器几乎一模一样。“南澳I号”是一艘保存相当好并有隔水密舱的木质风帆船,这个时期的“广船”、“福船”等船系已经成型,沉没时间应是在明末万历到宗祯年间。“南澳I号”沉船及船上大量青花瓷的发现,对闽南、粤东古代“海上丝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沉船船体本身也对古代造船业的水平有着非凡的研究价值。所有这些,让泉州——广东这条古代南海海上交通贸易航线清晰地再现在人们的眼前。据考证这条航线早在汉代就已经开通,明人茅元仪所辑《武备志》卷二百四十附图上所载的《郑和航海图》对此航线也有明确记载。“南海I号”、“南澳Ⅰ号”等的出现给这条航线的存在再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史料记载,南宋以后福建沿海地区的瓷业不断发展,随着泉州港的兴起,又起到了支撑了福建瓷业的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外销瓷成为泉州港口的显货。而漳浦在福建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达210公里,据《宋会要·食货》载:“漳浦有熟昭务”,漳浦于宋代就已成为海上外销陶瓷器的重要出海港口。宋朝还把市舶司的设置从广州一地,扩大到泉州等港口。到了元朝,政府不断完善和制定市舶条例,设置的市舶司最多曾达到七处,其中就有泉州。只是到了明、清由于政府实行了“禁海”,一度只剩下广州一处通商口岸。除1974年后渚港发现宋船以外,1976年前后东海法石也发现宋元沉船,还发现碇石;石狮市石湖发现沉船,打捞到宋代黒釉碗等物;晋江秀涂发现宋代沉船;晋江溜石清代沉船;晋江深沪湾打捞到明末(南明)清初銅炮、铁炮、砲弹、铜锣等物。这一连串不同朝代的古代沉船在泉州——广东的沿海被发现,以及沉船密度之高,表明此海域尤其是南海所处的地理位置之重要,使之自古以来在海上交通贸易中就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7年12月22日“南海I号”成功出水,这种整体打捞方式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属于首创,也预示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随着水下考古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相信更多的迷团将会被揭开,对沉船以及船载货物的不断深入研究,将对建设广东海洋强省意义非凡。在此,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有更多更重大的水下考古新发现。参考文献:[1]杨式挺.加强水下考古是重现“海上丝绸之路”昔日辉煌的必由之路.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2003.[2]王连茂.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李玉琨.20世纪泉州海交史研究回顾[C].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3]杨式挺.从考古发现略论海南省历史的两个问题[C].缅怀韩振华先生暨南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征出版社,2008.[4]邱立诚,杨式挺.从文物考古资料探索潮汕地区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M].潮学研究第二集,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5]杨式挺,崔策.从水下考古看南海海上交通贸易[C].中国航海文化之地位与使命——中国航海博物馆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航海博物馆编印,2010.[6]杨式挺.试论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J].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Quanzhou and Guangdong ancient trade overseas transportationCUICe(Guangdong Provincial Museum, Guangzhou 510000)Abstract:SCS is the number of China's ancient shipwrecks and several sea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most, area of underwater archaeology.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Quanzhou Houzhu harbour ships (is the discovery of the most complete ancient ships) to explore and research results, the Quanzhou Maritime Museum, exhibition and "create publication history research" into the sea and made a serie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into the sea, trade, religion,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14 cultural relics, was listed as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nd its social beneft and far-reaching infuence,which many achievements, at present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country. Quanzhou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Guangdong, Hain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 Nanhai Sea Silk Road,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especially 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long-term, and is the main route. "The South China Sea I", "Nan'ao No.1" discovery of the sunken ship and research has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that this route.Key word:Quanzhou;Guangzhou;ancient;transportation;trade文献标识码:U693.33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崔 策(1957-),男,高级电工。主要从事网络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收稿日期:2014-11-17

    • 中和镇加丹纸的历史以及传承情况

      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重大出版专项《中国手工纸文库》等项目的支持下,自2007年开始,项目组已对云南、贵州、安徽、湖北、西藏等地区一百多个造纸点进行了拉网式田野调查.项目组于2012年11月以儋州为重点对海南手工纸开展调查.儋州手工纸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苏东坡(1037—1101)谪居儋州时,当地很可能已有手工纸.在调查中了解到,东坡书院的所在地儋州市中和镇,现在仍生产一种加工纸——加丹纸,主要用于写对联.1 中和镇加丹纸的历史以及传承情况关于海南儋州手工纸的历史,据史料线索,至迟在北宋元符(1098-1100)年间,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手工纸.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被贬至海南儋州,并在此生活了三年有余.从苏轼的诗以及北宋笔记小说中可以得知,苏轼在儋州时,当地可能已有“楮纸”、“灯心纸”等手工纸.苏轼在海南时曾做《宥老楮》一诗:“我屋东北隅,张王维老榖.树先樗栎大,叶等桑柘沃,流膏马乳涨,堕子杨梅熟.胡为寻丈地,养此不材木.蹶之得舆薪,规以种松菊.静言求其用,略数得五六.肤为蔡侯纸,子入《桐君录》.黄缯练成素,黝面靧作玉.灌洒蒸生菌,腐余光吐烛.虽无傲霜节,幸免狂酲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为赋诗,德怨聊相赎.”[1]作者在诗中对楮树的特征和功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谈到楮树之皮可以用来造“蔡侯纸”,从中我们推测当时海南人民或许已经懂得利用楮树之皮造纸.通过宋代笔记小说中记载苏轼在海南的生活轶事,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推测.两宋之交张邦基(生卒年月不详,约公元1131年前后在世)的《墨庄漫录》卷四记载:“东坡自儋耳北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优劣.知见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后批云:‘新酿甚佳,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宣和间,予在京相蓝,见南州一士人携此贴来,粗厚楮纸,行书,涂抹一二字,类颜鲁公祭侄文,甚奇伟也.具理,南荒人饼罂.”[2]4678由此可见,苏轼于元符三年(1101年)由儋州北返中原时,曾用“粗厚楮纸”给黎子云留诗.从“粗厚”二字来看,当时纸的质量较为一般.北宋僧人惠洪(1070—1128)《冷斋夜话》卷五《东坡属对》记载:“予游儋耳……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其好吟诗.公尝策杖而至,指西木凳,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予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2]2195笔记中记载了苏轼在海南儋州时与当地书生之间的来往.其中,供苏轼写诗的“灯心纸”究竟是什么纸,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到明代,海南手工纸的用途不断增加.在明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中,仅“节序”目就记载了大量有关纸的用途.如:上元节,有用纸制作鳌山灯、走马灯、方纸灯笼等;七月乞巧节,用彩色纸糊作冠履衣裙,用金银纸剪制首饰带锭之类,以祭祀祖先,完毕后“焚之”,此谓“烧冥衣”.富贵人家焚纸衣以赈孤魂,此谓“施设”;而盂兰会时,人们至斋坛,于祀先祖处焚“疏意纸衣”,也有好事者做大小纸鹫,俗称“风撑”;除夕夜,放纸炮爆竹,夜半之时,挂楮币于门上,更换门神桃符春帖.《儋县志》记载:“本县造纸始于1958年.华侨杨关惠等人将1956年创办的香茅加工厂改为公私合营的儋县联合厂,生产纸张.1960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儋县造纸厂.1964年前,该厂只能以香茅渣为原料生产少量粗糙的杂纸.1965年引进一套日产3吨的造纸设备改变了该厂落后的生产面貌.”[3]遗憾的是,《儋县志》没有说原来“粗糙的杂纸”究竟是手工纸抑或是机制纸.同时,从上述史料可以确定,儋州造纸历史远远早于1958年,即使我们所调查的加丹纸也在那之前就有.文献资料鲜有记载加丹纸的相关信息.甚至对于加丹纸名称的来历,即使中和镇很多人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经向多个加工纸户调查了解,“加丹纸”这一名称可理解为“加了红丹粉的纸”.经调查,其已有较为久远的历史.中和镇蔡站山(1939—)的祖父蔡锦岐在年轻时就开始制作加丹纸了,蔡锦岐约出生于1893年,其开始制作加丹纸的具体年份不详,但如按其在20岁开始即1913年,至今也有百年历史,很可能加丹纸的历史还可以往前追溯.关于加丹纸技术的传播,造纸户李振高认为很可能是祖先从广东潮州到儋州时带过来该技术.此外,据《广东省志一轻工业志》[4]载,“明、清时期,广东南海(佛山)一带的造纸工人制作了一种桔色纸,以此作为线装书的扉页和衬页,此纸既能防止书页被虫蛀蚀,也有装饰美化书籍的效果.藏书家欢迎这种防蠹纸,并美名为‘万年红’”.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刘仁庆教授曾与同行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万年红纸进行过研究,结果表明橘红色的铅丹(即红丹)为四氧化三铅[5].从上述资料来看,加丹纸可能与广东佛山一带的万年红纸有渊源,但这有待于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蔡站山的祖父、父亲都制作过加丹纸,但由于经济效益低,蔡站山及其兄弟就没有继承父业.除了蔡家外,以前中和镇生产加丹纸的主要加工纸户还有李家、邓家和钟家等,据调查,最兴盛时,中和镇曾约有十户人家生产加丹纸.而目前,农闲时都在生产加丹纸的仅有李郁成(1962—)家,还有一邓姓人家也在断断续续地生产,但他们的后代亦无意从事此业.2 原料和制作工艺2.1 原料1)白纸:一般从海口买进,现价0.44元/张.2)红丹粉:当地也称为“加丹粉”,成分是Pb3O4,在空气中稳定,不溶于水,色红,有毒,防蠹,这应是加丹纸颜色持久保持鲜艳的原因所在.加工纸户均认为云南的红丹粉最佳,其现价为14元/斤.3)白矾:起到防蛀的作用,现价8元/斤.4)淀粉:一般用地瓜粉,老的地瓜粉为佳,存放的时间越久越好,现价7元/斤.5)牛皮胶:即牛胶,由牛皮加水长时间熬制而成.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广西黑衣壮族,在染纱、染布时,也加入牛胶,使其不容易掉色.其特点是:黏结性能好,强度高,水分少,干燥快,且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其作用是固色,使加丹纸不容易掉色.以上材料均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2.2 制作工艺1) 煮胶:将牛皮胶放在一个口盅里,置于锅内,往锅内加水至没过牛皮胶,生火将水煮开后,胶逐渐熔化.2) 和矾:将适量的白矾和淀粉放在盘里,加入约半斤水,将矾和淀粉搅和均匀.3) 加矾:左手拿盘,将矾和淀粉均匀加入到熔化的胶里,同时右手持木棍不停地搅拌,一般2分钟左右就将矾和淀粉加完.然后继续煮一小段时间,并将锅内的泡沫去除(图1).从煮胶开始至此,约需1小时,如火大则时间可稍短些.图1 除泡沫Fig.1 Defoaming4) 过滤:在桶的上方蒙上一块纱布并固定好,将煮好、拌匀的牛皮胶倒在纱布上,让其经纱布过滤掉沙粒等杂质(图2).然后放置约一个半小时,待其冷却后即可使用.图2 过滤Fig.2 Filtering5) 配红丹粉:按一定比例将红丹粉添加到冷却的牛皮胶里.添加红丹粉的量很有讲究,添加的量不同则制作出来的纸颜色不同.如量太少,则色浅,不好看;而量太多,则胶又粘不牢、容易掉色,且成本也会增加.加工纸户可根据顾客对颜色深浅的要求来配量,这也是制作加丹纸过程中不外传的配方.6) 拌料:用棍子将配好的红丹粉与牛皮胶充分搅匀.7) 舀料:将若干张白纸平铺在木桌上,用勺子将搅匀的料舀到白纸上(图3),料的量凭经验而定.图3 舀料Fig.3 Put the mixture on the paper8) 刷纸:用刷子前后左右将料均匀刷在纸上(图4),并将纸刷平.如制作的是有头加丹纸,则放一根方形木棍于纸的左侧(图5),木条下方因刷不到,仍是白色,即加丹纸的“头”.图4 刷纸Fig.4 Flattening the mixture图5 有头加丹纸Fig.5 Jiadan paper with undyed line9) 晾纸:将一根竹棍插到刷好的纸的底下,把纸架起来,搁到架子上晾(图6).一般太阳好的话,2小时即可干;如在雨天,五六天都晾不干,且晾出来的纸非常软,质量也不好.造纸户都认为,在太阳好且外面有风吹到屋内的时候,晾出来的纸最好;但也不能把纸放在太阳下晒,否则纸会变皱,且颜色不如晾干的鲜艳.图6 晾纸Fig.6 Drying10) 擦台:刷完一天的纸后,用毛巾将台面擦拭干净.11) 收纸:纸晾干后,一般一次收十张下来,并取出其中的竹棍(图7),以20张作为一叠.如第一次收的不是10张,则第二次要适当调整,保持每叠总数为20张.图7 收纸Fig.7 Arranging paper12) 理纸:将收下来的一叠纸一张张掀起来(图8)并将红色的那面朝上,铺在桌面,再逐张将纸的长边的一个角理齐,可上下轻微抖动使其对齐,然后用夹子将这个角夹好,之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将其他的角理齐.图8 掀纸Fig.8 Peeling paper off13) 叠纸:将夹子取下,在纸的长边约五分之一处放上一根木棒,将纸的短边往里折(图9);取下木棒,放在长边另一侧约五分之一处,同样将纸往里折;最后将纸沿长边中线往里对折,用手将纸的折痕处抹平并适当压紧.图9 叠纸Fig.9 Piling14) 压纸:将折好的一沓沓的纸整齐叠放成一垛,在其上放上木板,在木板两侧再各放一块石头(图10),将纸压平.图10 压纸Fig.10 Pressing15) 裁纸条:在操作台上放一张废白纸,将其四个角用透明胶粘在桌面,其上再放几张白纸,将纸的长边对折,用小刀将纸沿折痕裁开.然后取一张裁开的纸,将原长边对折再三折,裁开后制成用于捆纸的纸条,即原来的一张白纸可裁成12条纸条.16) 捆纸:在操作台上放若干张牛皮纸,其上放10叠加丹纸,将各叠纸对齐后用纸条在左右各捆一道,用透明胶粘牢(图11).再用牛皮纸包装,并用透明胶封好.图11 捆纸Fig.11 Binding以上就完成了加丹纸的整个制作过程.以前,加丹纸的包装,最早是将100张为一捆卷成圆筒状,外面包上废白纸,再用纸绳捆两道即可;之后包装纸逐渐改用报纸,依然用纸绳捆.传统的纸绳是采用当地长在田埂边的一种叫“茅”的草来制作.“茅”在当地到处可见,可长到60~70 cm高,制纸绳时太短太粗的不能要,太细的也不能要.将“茅”草割下晒干后,将3~4根“茅”草一起揉搓可成一条纸绳,快的三四分钟即可搓得两条,共约长1.5米,可捆一捆纸.大约1998年后,为省事,就不再使用纸绳,而改用现在的包装方式了.造加丹纸需要用到以下工具、设备:1)刷子:长36 cm,毛长4 cm.2)木棍:所测量的木棍约长88 cm,宽3 cm,厚1.5 cm,叠纸或做有头加丹纸时用.3)竹棍:用石竹(石竹较细,可长到两米多高)制成,长约138 cm,宽度不一,一侧的顶端削掉一半,便于插到纸下.3 中和镇加丹纸的用途及销售3.1 中和镇加丹纸的用途中和镇加丹纸现主要服务于传统民俗生活,其规格均为102 cm×78 cm,根据顶端有无白边可分成纯红加丹纸(顶端无白边)和有头加丹纸(顶端有白边).第一个用途是对联用纸,这也是其最大的用途.逢年过节、贺喜迎新,儋州人都有撰写对联的习惯.加丹纸由于色泽鲜艳、喜庆且经久不褪色,成为极理想的对联用纸.第二个用途是日常民俗用纸,包括当地小孩出生起立名、稍大取寄名及结婚取表名,各种喜事写贺词,房屋贴横额、利是钱,甚至张贴各种通知等,都使用加丹纸.由上可见,中和镇加丹纸应用范围较广泛.然而,随着市场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印刷对联、横额、利是钱等,加丹纸的应用也大不如前了.3.2 中和镇加丹纸的生产销售情况以前,在邻乡邻县人也慕名来买的兴盛时期,中和镇最多约有十户人家在生产加丹纸,而目前仅剩两户,李郁成家农闲时都在生产,一邓姓人家则是断断续续地在生产.中和镇加丹纸以前主要批发售往本地和临高县吊楼镇、美联镇,东方市八所镇、海侯镇,儋州市那大镇等;现在的销售模式主要是老板上门收购,一般只批发不零售,但本地人上门来买,也有极少量零售.目前加丹纸的批发价是1.8元/张,李郁成家有两人在制作加丹纸,年产2~3万张,一年销售额约3.6~5.4万元,成本主要包括白纸0.44元/张,红丹粉0.56元/张(1斤红丹粉可制作25张加丹纸),还有牛皮胶、白矾等原料成本,以及坏损成本如小部分纸被刷烂而不能出售,甚至有少量白纸本身有裂缝,刷时没有注意到则不但浪费了白纸还浪费了红丹粉.综合以上因素,李郁成计算得出,现在一张加丹纸的收益(未扣除人工成本)大约为0.6元,他家制作加丹纸每年利润仅约1.2~1.8万元,人均利润不到1万元.这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虽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较外出务工者的收入还是低不少,而且制作加丹纸比外出务工更辛苦.4 中和镇手工纸的相关民俗及其他文化事象4.1 祖屋贴吉语在中和镇,祖屋的地位与普通屋子是不同的,家庭的所有红白喜事,必须到祖屋办,而祖牌必须放在祖堂上.祖屋是需要“题梁”的,即请当地有文化的先生在加丹纸上写上吉祥的语句,贴在祖屋的横梁上.如祖屋需要换瓦,则需要重新题梁,即请先生先把梁上的加丹纸揭下来,然后当场重新题字,再贴上.此外,家里有人结婚,也只在祖屋上贴用加丹纸剪出的囍字.4.2 取名有讲究中和镇民俗中,一般有两个名字,即立名和表名.小孩出生时一般由父母起立名,结婚时请先生取表名.全家人的名字都必须写在加丹纸上,贴于祖堂(图12).图12 横梁上的表名Fig.12 Pet name attached on the beam而小孩如经常吃饭不香、生病等,则拿小孩出生的命板去找先生算命,如先生说不用寄名,则可不取,否则一定要取寄名.寄名一般由先生或养父取.当地人认为取寄名后,小孩就会健康成长,而小孩身体健康可不用寄名.寄名一式两份写在加丹纸上(图13),一份贴在家里祖牌上,另一份贴在与寄名相应的东西周围,如寄名江河,则贴在桥墩、河堤上.图13 立名和寄名Fig.13 Two names for each person based on cultural tradtion4.3 对联有讲究每年除夕,中和镇家家户户贴对联,最传统的对联是用加丹纸来书写的,颜色鲜艳、非常喜庆.但如遇当年家里有老人过世,则当年不贴,下一年再贴,因为贴对联是喜庆的事情,而家有老人去世是悲痛的事情,老人逝后,家人要守孝不宜贴对联.4.4 俗语:利薄过纸价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地的一句俗语:利薄过纸价.这形象说明当地加丹纸的利润非常低.李郁成家有两人造纸,夫人帮煮料,他一早起来干到晚上7点,一天可以制作加丹纸150~160张,考虑各种成本及损耗,一天收益仅约九十元,的确是利薄.5 保护现状与思考5.1 中和镇加丹纸的前景不容乐观加丹纸的收益低,这在当地早已众所周知.据李郁成介绍,不同年份的加丹纸批发价、红丹粉、白纸价格如表1所示.虽然单从加丹纸价格来看,现在的是1988年的三倍,但原材料价格亦有较大幅度增长,尤其是红丹粉的价格涨了十五倍多,此外各种物价、人工成本都有很大幅度的上涨,如调查时,当地的建筑工已120元/人·天,装修工130~140元/人·天,制作加丹纸的收益仅约90元/天,还不如外出务工.李郁成认为外出务工不需成本,收入稳定且较造纸更高,更合算,只是由于个人原因而选择制作加丹纸.虽然目前加丹纸还是供不应求,李郁成认为这是产量少所致,但由于内地类似的红纸仅1元/张,故不能随便提高加丹纸的价格.这也是近年来中和镇的加工纸户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仅存的加工纸户,其下一代很可能都不再继承此业,而行外人也无人想入此行业.表1 不同年份加丹纸批发价及红丹粉、白纸价格Tab.1 wholesale prices for Jiadan paper, redlead and white paper in different years从李郁成家制作加丹纸的历史,可更清晰地窥见加丹纸的前景.李郁成家造纸始于其父亲李振高(1935—),父亲原是供销社干部,退休后,由于每月几十块钱退休金不够养家糊口,于1988年开始制作加丹纸.据李振高说,当年他学习制作加丹纸时,蔡站山的父亲蔡国全不愿意教,他只能自己不断试验各种配方,如一斤红丹粉制作多少张纸质量更好、经济效益更高.1992年左右,因加丹纸供不应求,李振高将技术传给李郁成,两人一同制作.2005年后,李振高因年高不再制作.李郁成至今仍在制作加丹纸的主要原因是其小孩在读大学,需要钱,但其主业是务农,兼做点小生意.李郁成说,制作加丹纸辛苦,赚钱又少,希望小孩工作后,不用再继承此业.5.2 中和镇加丹纸传承与发展的思考中和镇加丹纸的传承与发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系统、深入挖掘并记录加丹纸的技艺和相关历史、文化针对目前中和镇加丹纸的传承不断趋弱的态势,当地政府、相关文化部门与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尽快对加丹纸的相关历史、技艺及文化进行系统、深入挖掘和整理,并利用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段进行全方位的记录,保留较为完整的资料,便于未来研究,甚至万一以后加丹纸不再生产,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复原.2) 申报市级甚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加丹纸技艺申报为市级甚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加丹纸的传承与保护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也使加丹纸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加丹纸成为非遗,可以让造纸户有更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可促进大家对加丹纸的认识和理解,这对于加丹纸知名度的扩大,进而扩大市场,具有较为积极的作用.3)与相关研究单位合作,研发系列更适于书画表达的加丹纸如前所述,加丹纸的价格低廉且难以提高,导致收益低下、行业不具吸引力.如能与相关研究单位合作,为特定的书画家、书画爱好者研发一系列更适于书画表达的加丹纸,因这一群体对纸的价格并不太敏感,可以提高加丹纸的利润空间.研发时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原纸如宣纸、皮纸、竹纸等,以及调配不同的颜料,制作出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加丹纸,甚至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如拖染、洒金、手绘等,提高加丹纸的档次.安徽巢湖、泾县就有多家这样的加工纸厂,他们生产不同品种、不同档次的加工纸,拥有较大的市场,尤其那些适于书画的中高端加工纸,不仅为书画家、书画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艺术载体,也为企业创造了较为可观的利润.4)适当进行旅游开发中和镇是始于宋代的历史文化古镇,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古建筑和相当完整的民俗.因此,可以打造一条旅游线路:东坡书院——古镇风貌——民俗——加丹纸.在上述线路中,加丹纸及其所承载的民俗,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考虑将加丹纸制作成各种精美别致的旅游纪念品;同时通过旅游开发,扩大加丹纸的影响,使加丹纸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6 结语中和镇制作加丹纸,保留着较为传统的加工工艺.然而现在,中和镇加丹纸生产面临着严重的冲击,由于制作加丹纸劳动强度大,收益却不高,常年进行生产的加工纸户仅剩一家,可以说加丹纸技艺面临失传,亟待保护.项目组通过调研,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保护:系统、深入挖掘并记录加丹纸的技艺和相关历史、文化,申报市级甚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研究单位合作,研发系列更适于书画表达的加丹纸以及适当进行旅游开发.致谢:在调查中,得到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邓景华主任、陈佩副主任的支持,儋州市博物馆张林彬馆长提供线索,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林明、海南省博物馆贾世杰和儋州东坡书院王圣阳、羊树明陪同调查,特此感谢.[参 考 文 献][1]范会俊,朱逸辉选注.苏轼海南诗文选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0.[2]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678,2195.[3]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儋县志(上册)[M].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6:305.[4]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一轻工业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245.[5]刘仁庆. 论万年红纸——古纸研究之十八[J].纸和造纸.2012,31(3):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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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澄迈火山古村落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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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澄迈火山古村落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4-2-25 10:43| 评论: 0|原作者: 杜颖  摘要: 澄迈县位于海南岛西北部,部分地区属于万年火山石漠地,远古火山的喷发,造就了一片富饶的土地,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遗产。澄迈县境内拥有众多以火山岩为主要建筑材料建成的古村落,这些火山古村落具有数百甚至上千年 ...  澄迈县位于海南岛西北部,部分地区属于万年火山石漠地,远古火山的喷发,造就了一片富饶的土地,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遗产。澄迈县境内拥有众多以火山岩为主要建筑材料建成的古村落,这些火山古村落具有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其年代、面积、规模、保存完好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少见。为保护好这些火山古村落、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澄迈县于10年前就已开始探索对这些古村落进行保护,后陆续完成了县内163个行政村、867个自然村的规划,从2012年开始,澄迈对县内火山文化特色突出的古村落进行集中规划设计,并将文化建设、文物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2013年,澄迈从47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火山岩古村落中确定了23个古村,以“古村落群”的形式进行整体包装策划,并同期成立了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启动后,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指导和帮助。去年6月,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专家组来到澄迈进行了首次考察,给予了很高评价。规划院院长付崇兰认为,澄迈以整体打包方式参加“申遗”具有可行性。受澄迈县委托,在付崇兰带队下,专家组对县内镇、驿站、巷、胡同、景物、宅、碑、文等进行调查整理,形成了古村落申遗研究报告提纲。  截至2013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总计45项,其中世界自然遗产10项,世界文化遗产31项,双重遗产4项,总数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海南省目前尚无世界文化遗产。此次澄迈率先启动申遗,在我省尚属首次。为此,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认为,尽管要经历考察、报告、评估、论证等诸多复杂环节,难度系数高,耗时数年,但申遗工作将为澄迈文物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使城乡发展受益,对火山古村落群能够“申遗”成功抱有信心。  本报记者杜颖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路阻且长”,中国一年只能申报一个,海南世遗目前是空白———  世界文化遗产,隶属世界遗产,闪金的招牌分量沉甸,欲申报成功,实乃不易。跻身世遗之列,路阻且长。在国内,几十年来,申报城市付出心血,少则3年,多则为世遗等待20年。  截至2013年,中国有世界遗产45处,居世界第二。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遗的定义为: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人类的创造和大自然的造化;价值标准的灵魂是:真实性、完整性。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都很热,竞争激烈,申遗无异于是一场漫长、艰难的战役。在我国,一年也只能申报1个。”省文物保护专家、文物局局长王亦平说。  即便面临如此艰难,在建省以来尚没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海南,人们的内心,面对大自然造化和万年火山的馈予,心中始终保有申遗的希冀。  而启动申遗,为何由澄迈大胆率先发起?  \  罗驿村火山岩石屋院内的火山岩浴缸。本报记者李幸璜摄  \  罗驿村道乐塔。本报记者李幸璜摄  \  罗驿村李恒谦故居精美的建筑雕刻。本报记者李幸璜摄  “金色土壤”价值不仅限于长寿  这要从一块火山石头说起。2012年,澄迈荣获“世界长寿之乡”殊荣,在不断破解长寿奥秘的过程里,无意中发现了这片土地里富含的硒。  “澄迈县曾委托科研机构带着一块火山岩去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平均每千克火山岩里所含的硒含量高达441微克,且元素毫无辐射,让人意想不到。”  它引发了澄迈县领导班子的思考:这1000余平方公里的“金色土壤”能为澄迈带来“长寿之乡”的美誉,但它的价值仅在于此吗?  现实显然不是。这片土地的价值和特色,如果从文化角度上重新考量,则显现出了更大的发掘价值。“正是从一块火山石头开始,我们对集中富硒的火山岩地区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认为,对这片火山岩地上沿袭下来的古村落,要连同红土地一起严格保护起来,这不仅是为澄迈,这是人类的财富。”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说。  也是从两年前形成共识起,面对聚集着火山岩地貌的古村落群,澄迈开始着手编制《火山岩保护修复规划》,将古村落和文物保护放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和位置。  丽江乡村民居元素传到澄迈古村  在对有750年历史的澄迈古村罗驿村的文物修复中,澄迈第一次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始有了初步意识,这源于对古罗驿村成长起来的一位清代建筑家李恒谦的重新审视。  清代仕宦名人李恒谦,在云南丽江任知府,他是位对乡村民居兴趣浓厚且付诸行动的建筑设计家。为官期间,他参与设计丽江乡村民居建筑,并将大量云南民居图纸带回家乡海南,在祠堂、民居、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造中,加以实施应用,为澄迈这一方红土地留下了滇乡风情与痕迹。  丽江古城的建筑,注重融合战略位置与崎岖的地势,同时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建筑古朴的风貌,当之无愧地获评世界文化遗产。  而这位世遗之乡的主政者的故乡,正是澄迈,这引发了澄迈人大胆的设想:同样具有独一无二地质面貌的澄迈特色古村落,世遗之乡设计者的家乡,也应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契机和价值。  这一片乡村热土,开始因文化而闪动。  党的十八大将“美丽中国”写入报告,美丽中国的海南篇,是从建设美丽乡村开始的。  澄迈乡村的美丽,就体现在一个个古村落里。“由此,我们决定启动澄迈申遗,以其为载体,将对古村的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的融合。”杨思涛说。  申遗是海南文化的一次大胆尝试  那么,走上申遗之路的澄迈,将为自身、为琼北、为海南带来什么?  杨思涛认为,首先,其无疑会极大地提高澄迈旅游业的国内外知名度,能够带来丰富的旅游客源。回望1990年代,苏州园林、平遥古城、丽江古城相继迈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申遗成功次年的游客量分别增加了40%、300%和40%。近观于去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哈尼梯田,也带来了旅游爆棚,游人如织。澄迈申遗,对其自身旅游业的促进,提升三产比重,拉动作用都将十分明显,它也成为澄迈火山岩地区向康复康体养生美体产业方向迈进的有力助推器。  其次,杨思涛认为,澄迈申遗,对琼北旅游圈将产生集聚效应。火山岩文化元素不仅在澄迈可以找到,也散落在周边海口、定安、临高等市县,借助申遗之力,不但可以带动澄迈乡村的发展,更可以对琼北乡村建设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出积极效用。再次,澄迈申遗,从文化上努力去填补海南的一项空白,是海南文化建设一项从未有过的大胆尝试。(本报金江2月24日电)  连线  古村落集中连片修复  澄迈县委常委、副县长娄和文:“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对此,澄迈领导班子上下收获心得很深。那么,建设美丽乡村,究竟将以何为抓手?  文化必不可少!美丽乡村应与文化建设和文物保护有机融合。澄迈县历史悠久,是海南历史文化古县。自西汉年间(公元前110年)置县,是西汉时期海南三大历史名邑之一,史脉久远,人文炽盛,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古村落遍布县域各地。金江镇美榔双塔建于元朝初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城镇罗驿村,是世界上最大的用火山岩建造的古村落,已有800多年历史。澄迈将“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融入对这些古村落的保护和修复中,有力带动了这些古村落及周边的发展。为此,澄迈从去年起实施对县辖内古村落的集中连片整治修复工程,并筹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其整体包装,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精彩亮点。本报记者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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